近日有媒体披露，《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涉嫌的罪名是损害公司商业信誉。因为被通缉，仇子明的生活被打乱，工作陷入停顿。7月28日，《经济观察报》发表声明，对记者因正常新闻报道而遭到网上通缉“深感震惊”，并呼吁公安机关“审慎合法行使公权力”。
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的构成要件，是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而对嫌疑人进行通缉的前提，是该嫌疑人应当被逮捕而在逃。这就意味着，遂昌县公安局对记者仇子明实施网上通缉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仇子明的报道确实是捏造事实，二是仇子明依法应该被逮捕。虽然遂昌县公安局对外界表示，办理该案件符合法律程序，但从现有的材料看，遂昌县公安局并没有直接向经济观察报社和记者本人了解事实经过，也就是说，记者通过采访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并没有成为公安机关判定犯罪事实能否成立的证据。在公安机关前期侦查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是很难决定对仇子明采取逮捕措施的，其逻辑结论是，对他采取网上通缉的做法同样也站不住脚。
仇子明的遭遇，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另一起著名的网上通缉事件。2009年10月，多家媒体报道央视前主持人方宏进被河北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合同诈骗。后来人们了解到，方宏进也是被河北隆尧县公安机关网上通缉，进而在异地被强制的。这起官司虽然至今没有尘埃落定，但基本事实经过媒体的深究已然逐渐清晰，即方宏进所谓诈骗只是一起普通的经济纠纷，隆尧县公安机关之所以“慨然出手”，并不是因为方宏进依法应当被抓，而只是由于纠纷另一方是当地的龙头企业而已。
犯罪事实并不确凿，网上通缉却已经启动，这让人多少有点恐惧之感。通缉虽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措施，但它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质，网上通缉同样如此。无辜者一旦被通缉或网上追逃，其公民权利就受到诸多限制，不仅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被打乱，更可能随时身陷囹圄。被通缉的人即使尚未落网，他也已经被恐慌所笼罩。因此，从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公安机关对公民采取网上通缉的措施，不能不再三慎重。
从法律层面看，网上通缉是网络普及之后出现的一个新举措，刑事诉讼法对网上通缉并没有像对通缉那样作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这就让网上通缉的启动可能表现出某种随意性。从执法现实来看，网上通缉在成为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利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它有时甚至成为执法机关介入民事纠纷、或行政机关打压相对人的工具。要想改进网上通缉这一执法制度的运用，不仅需要各级公安机关严格自律，更需要从立法层面完善其程序性要求，避免公民陷入被网上通缉而得不到救济的窘境。如果网上通缉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情形就难免一再出现。这样的可能性，是应该引起足够警惕的。
除此之外，仇子明被网上通缉还让人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新闻职业的法律风险。众所周知，记者的采访报道是一种职务行为，其稿件较终见报也要经过严格的新闻出版流程。如果新闻报道涉及诽谤、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等法律纠纷，记者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责任，恐怕是需要法律加以厘清的。从近年来的一些不正常现象看，受到批评报道的机构或企业，往往绕开新闻单位直接对记者“下手”，试图以敲山震虎的方式起到威慑记者群体的作用。如果这样的做法得到执法机构或司法机关的支持，则舆论监督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公众的知情权也难以得到保障，较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不让记者因正当的采访报道而陷入法律困境，恐怕是一个健康和正常的社会所必须保证的。
仇子明能否较终从网上脱困，相信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