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刚才领导专家的发言，给我很大启发。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的面儿可能有点窄，但也是阅读中人，对全民阅读也不算太陌生。前段时间读到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的文章，说阅读是一种责任，我很有触动。的确，有时阅读真的有点像一副担子，是有点沉重的。我的工作是编辑学术期刊，对阅读这种责任应该说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前几天万老师问我演讲的题目，当时我正在福州开会。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会上发言说：“我们投稿，特别想知道编辑怎么看我们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又特别想知道读者究竟怎么看我们的文章。”她的话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忍不住插嘴道：“看来对于作者和编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读者是上帝，阅读是一种恩典！”
其实，作者和编者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他们特别关心自己写的或编发的文章的反响，如果没有人读，感觉当然不会很好。不过，学术论文又不可能像通俗读物那样有很大的读者群。目前，阅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你会发现，没有多少读者阅读纸本期刊。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到我们学校的期刊阅览室，想切身感受一下纸本期刊阅读情况。阳光透过大玻璃窗射进来，整个阅览室通明透亮，可读者只有两个，其中一个中途又离开了；而另一个读的是电影期刊。再看架上，所有的学术期刊都是崭新的，显然没有翻过。这并不是说期刊没有价值了，而是说阅读渠道发生了转换，期刊论文已经不在阅览室里阅读了。现在的阅读主要靠互联网，通过互联网阅读数据库里的论文。不过，上网一查，又会发现，不同学科的论文，阅读量也是非常不同的。有的实用性较强，读者数量还不少，但像古代文史哲这样的学科，论文的阅读量一般不会很大。我是学古代史的，我知道，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上，古代史领域许多大学者的论文，能下载200次，引用一两次，就算不错了。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让人沮丧。有些专业，有些话题，一时间很热，下载上万次，引用几百次，也是有的。对于这样的差异，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千万不能简单地用“影响因子”来衡量论文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也就是说，不能用读者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文章的高下。尤其不能用读者数量多少来决定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可不幸的是，我不止一次地听说，有的学校的个别领导拿“影响因子”也就是读者数量多少作为学科调整的依据，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国家的学术文化事业就会又一次面临大破坏的危险。
刚才听到一些专家谈到微信阅读。目前看，微信阅读当然有它的一些优点，比如即时性、快捷性，但不足也是明显的。现在微信上传播的，并不都是正能量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也在通过微信到处散布，其中有些甚至是消解性的、颠覆性的，它们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哗众取宠；有的打着所谓“真实”的旗号，故意做片面性的渲染和夸大。所以网络时代的阅读是复杂的，微信阅读对知识修养不高的读者来说有可能产生误导。
网络阅读有不同的构成，有不同的层次。有些负面的信息，反倒特别的活跃，这是应该警惕的。例如，在微信上有人传过这样的文章，把《白毛女》中杨白劳和黄世仁在价值评判上的地位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换；还有人说抗日小英雄王二小并无其人，如此等等。这种做法似乎迎合了当前某些读者的想象，不过，也反映出深刻的问题。颠倒杨白劳和黄世仁在价值关系中的位置，无非是要颠覆阶级论，是要否定对当时社会性质的通行观点，较终目的是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过，从历史上看，这种翻案文章并不好做。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魏国有位主持变法的大人物叫李悝，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当时普通农户的经济生活做过一番计算：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田分上、中、下；年成也分上、中、下。不同的田地，不同的年成，收入不等。按较好的田地较好的年成计算，除去各项支出，生活勉强维持；差些的田地不好的年成，收入是不够用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基本上处于这种生存状态，今天仍然有类似的情况存在。试想，假如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城市化发展，仅仅靠在田地上搞自然经济，农民的生活就会像两千多年前一样处在温饱不足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农户，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靠瓜菜代，甚至靠挖野菜来度日，一旦有天灾人祸，就会出现严重的生存危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平时隐而不见的高利贷就会像恶鬼一样现出原形，大肆作祟。农民一旦陷入高利贷的泥淖，要想翻身是非常艰难的。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状态！《白毛女》的故事向我们展示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的本质。当然，如果你做过详实的调查研究，你可能会发现，生活中某个叫杨白劳的也许并不是一个朴实勤劳的农民；你也可能会发现，生活中某个叫黄世仁的也许并不是一个恶霸地主。经验生活中的芸芸众生是千差万别的，但你却无法因为一个农民的品行不高而否认两千多年来的的确确有千千万万个农民在生存线上挣扎，你无法否认他们随时可能被万恶的高利贷所吞噬。你不喜欢他的为人，这可以理解，因为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可是，你若对他的悲惨命运也无动于衷，甚至极尽嘲笑和挖苦之能事，那就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至于王二小，那是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众多原型基础上塑造而成的艺术形象。这种用生活中的个案的真实，来否定文艺作品中典型形象的本质之真的做法，的确有点可笑。可就是这样的观点竟然会在微信圈里大行其道，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警觉。
让我们回到阅读上来。上面我们谈了网络阅读的复杂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知道，网络阅读传播速度特别快，这可以是一个优点。今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创刊60周年，前几天，我们把学报的“主编寄语”通过微信发到朋友圈，所有的朋友都表示祝贺，这个消息一传再传，在各个群里炸开了。但是，网络阅读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另一种后果。目前，我们通过微信平台把我们学报精选的学术论文向外推送，效果如何不好说。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表现，网络阅读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所谓的“综合研究”、“拼凑成果”的大量出现。这样的所谓“作品”，不是对课题做深入扎实的研究，只是根据浅层次的功利需要，把众多前人成果攒起来。据我有限的经验，这种“成果”大有泛滥趋势，是很可怕的。
针对以上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我们知道，不论到什么时代，阅读，较为根本的是要关注内容。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我们应该关注本专业较好的作品，这是根本。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较应该读的是他那个领域的经典。所以较高层次的阅读应该是原典的精读，而不是读一本扔一本，就像东北人常说的熊瞎子劈苞米那样，到头来一无所获。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辽宁省图书馆泡了几年，书是“读”了不少，但是大都不记得有怎样的内容了。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现在，才开始懂得好书要慢慢阅读、反复品味的道理。至于研究，则要以问题为中心，以探求本质为己任，这才是根本，而不应该让他人的看法先入为主。
在网络阅读时代，学术研究和写作更应该注重学术规范，这是成果内在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同学要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一定要学会遵照学术规范来进行。硕士论文不要求有完全意义上的创新，但一招一式要有章法。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学什么呢？首先是学术史。博士论文更是如此。文章要综合，但不是拼凑人家的东西，是要在读懂了人家之后学习人家的方法，学了之后还要看能不能把人家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有了学术史，还不够，还要学会论证方法。目前的学术论文，有的按照编排规范来做，交代了学术史，但是不懂得如何论证。什么是论证？我们会不会论证？我们要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
说到文章写作，较早是要有问题和挑战；第二是要有应对的策略，即回答问题或回应挑战；第三是返回到问题的本质，到问题的原点或内在结构上进行思考。按照这三条，慢慢地练，要练一辈子啊，千万不要着急。年轻的时候不可能一蹴而就，写出很深刻、很厚重的大文章来。当然，个别天才除外。
要在网络阅读时代读好书，做好研究，写好文章，科学精神的培养是较为重要的。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们读书、思考、写作时，怎样做才能体现出是在用科学精神指导的？我们受后现代的影响，对科学有很多说法，我也到西方看过，那里的确有很多新鲜的说法，什么上帝死了、这个死了、那个死了、都死了，但有一点我看还没有死，那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理性精神还没有死，他们还是按照18世纪、19世纪以来的理性方法，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研究方法在思考问题，这个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求真。这个“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讲“实”。“真”在英文里是truth——真理。怎样才能寻求到真理呢？较早条：证据。凡物都是由材料构成的，所以，要了解某物，就必须有确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条：结构。材料不能是毫不相干的，必定是以某种结构结合在一起的；与此相关，对象也不能是单面的，一定是由若干面构成的，不然就是片面的，不真实的。第三条：量化。事物是要发展的，发展就是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的材料各要素经过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有了证据，证据又能够按照结构来表现，结构又是有量的规定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事物，大概就可叫做科学方法。
总之，我今天就简单地说这么三条：在网络阅读时代，较早是我们面对着怎样的挑战；第二是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对策；第三是我们要怎样理解科学精神。这是我对网络阅读时代的初级阶段如何保证学术成果的内在质量的一个粗浅认识，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